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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(七)
 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点击数: 4736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    更新时间:2017年9月11日

采访对象:赵家河村民

访 组:《学习时报》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

采访日期:2016年2月28日

采访地点: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

1973年3月,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,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,当年11月离开。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,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、大队领导班子整顿、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,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、打土坝、植树造林。他的这些工作,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。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,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:“你们想得美,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!”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,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
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,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,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,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。

 

“近平教我写名字”

 

 

采访组:

您好!习近平当年叫您“铁姑娘”,是为什么?

高小梅:

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,我年纪小,个子也小,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。我管做饭和送饭,手脚最麻利,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,送过来了;干活的时候,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;到了春天,给田里送肥,人家送7担,我也能送7担。近平注意到我了,就叫我“铁姑娘”,后来叫习惯了,见到我就说:“铁姑娘,你来啦?”他这么一说,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,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。

 

采访组:

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?

高小梅:

是啊,一起劳动啊,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,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。那时候,寒冬腊月,土都冻得硬邦邦的,镐刨不动,铁锹铲不动,只能用炮(指开山用的炸药)打下土块,再用独轮车推走,整平。这活很累,很多社员想在家“猫冬”(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),不想上山去受苦。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:“大家加把劲!锅里有了,碗里也有了;锅里没有,碗里也没有(陕北谚语,这隐含的意思是:集体富裕了,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)。”其实,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,打坝,增加耕地,多种粮食,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,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(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)。

近平发现,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,做饭,吃饭,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,又累又浪费时间,一个中午来回“赶场”,忙忙叨叨的,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。这么多人,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,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。

为了节省时间,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:每天中午不回家,留在山上,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,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,然后再继续干活。

这样一来,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,生一堆火,大家一起烤火,拉拉话。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,穿着大棉袄,一身黄土,跟我们没什么两样。但是一说话,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。他给我们讲故事,说国内国外的大事,听的我们可高兴了。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,大多数人不识字,很少有人看,但是近平都会看,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,都了解得很清楚,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,懂得很多知识,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,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。那时候天很冷,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。饭送来时已经凉了,我们就围着火,把饭烤一烤,烤热了再吃。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。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,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,还催促我们:“咱都吃快点啊!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。”

吃了饭,我们休息一小会儿,就接着干。等到快收工的时候,大家都累了,近平还是那么有劲,一直卯足了劲头干。他还给大家鼓劲说:“同志们!加把劲!好好干这一气儿!马上快收工了。”

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,一直到晚上才回来,近平是社教干部,带领我们干活,每天都要管这管那,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,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。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:“近平这娃,别看是大城市来的,真能吃苦,真厉害!”

 

采访组:

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,他还带你们学习吗?

高小梅:

有啊,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,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,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,叫“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”。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,生产会是打铃集合,我们是吹哨集合的。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,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“青年夜校”,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,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,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,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,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。每天晚上,点起煤油灯,近平就给我们讲课。

我是文盲,没念过书,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,近平就教我们认字,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。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,就帮我们写下来,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。我会写自己的名字“高小梅”,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。

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,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,却一点都不觉得累,心里可高兴了。年轻人都有精神,近平也不累,每天都给我们讲课,教我们识字,还教我们唱歌跳舞。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,我现在还记得。他说:“火车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。”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。他还常说:“打铁还要自身硬。”意思就是,正人要先正己,要求别人做到的,自己首先要做到。

 

“近平让我当队长”

 

 

采访者:

武大爷,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?

武刚文:

是的!

 

采访者:

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?

武刚文:

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,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、打坝的事情。当了三年之后,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。当队长期间,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,除了生产,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,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,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。可是因为这个,我却惹下了麻烦。

 

采访者:

什么麻烦?

武刚文:

有一天,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,他翻过一座山,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,他就不让,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,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,是违规的。我说:“我们为了多种粮食,开荒没啥不对的,为啥不让?”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。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,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,我也当够了。

从那以后,我就给村里放羊,放了三年。放羊我干得也挺好,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,不吃庄稼,只吃庄稼下面的草。那个时候,我上午劳动,下午放羊,放羊之后又去打坝,每天也很累,但是不当队长,不用操那么多的心,还是挺高兴的。

 

采访者:

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?

武刚文:

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,我27岁。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,他找到我说:“随娃,你还得当队长。”

我说:“我不当了,我当够了。”

近平说:“不行,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。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。”

后来村里人跟我说:“近平让你当队长,你就当嘛,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、诚实,还能干,就想让你当队长呢。”

可我这人脾气倔,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,现在谁让我当队长,我也不当。

我脾气虽然倔,但近平有的是耐心,他一次次找我谈,让我多为集体考虑,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。他还问我:“你听不听党的话?不听党的话,说明你觉悟不够高,我就给你办学习班。”前前后后,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,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,我说:“行,我当这个队长。”他说:“这就对了嘛!”

那个时候,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,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。其实,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,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,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、生活、评工分,都要队长来安排,安排得不合理,这个人多了点儿,那个人少了点儿,社员有意见,那就不中。

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,碰到了一些困难。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,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,他帮我管集体,帮我开队会。他这个人口才很好,讲得好,讲得实,处事又公道,所以他一来,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。

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,人多嘴杂,主意也多。比如评工分的时候,最容易出纠纷,有的人干活多,有的人干活少,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。如果评得一样,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;如果评得有多有少,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。我这人直来直去,不咋会调解矛盾,评得少的人跟我嚷,我也跟他们嚷。嚷来嚷去,大家就说:“别嚷了!嚷有啥用!叫近平来!让近平来给断断!”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。他一来,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,他说话能说在理上,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,最后调解完了,大家也都不说啥了。

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,不是我们本村的人,还比我小那么多,还是个娃娃,但我就服他,他说啥我也听。我这个人脾气倔,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,我都敢跟他吵,但我就听近平的,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,说话在理,他从不为自己考虑,都是为大家考虑。

现在我七十多岁了,老了,耳朵也背,眼睛也花了,现在我还听近平的,近平是国家主席嘛,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,我还当。

 

“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”

 

 

采访者:

您好,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,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?

聂瑞兰:

记得,近平到赵家河来,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。他来之前,我就想,人家是北京的娃娃,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,第一顿饭,算是接风,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。

当时,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,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,攒起来了。近平来的那天,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,擀了面条,给他煮热汤面吃。煮面的时候,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,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。我把热汤面煮好,盛在一个白瓷碗里,给近平端了过去。

近平吃饭的时候,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。要不然,娃娃站在旁边看,大人看娃娃可怜,给这个分一点,那个分一点,饭也吃不好,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。那顿饭,近平吃得可香了,他吃饭很慢,细嚼慢咽的。

近平边吃边说:“嫂子,你做的这面条真香!”我说:“你吃着香就好,多吃一点,吃完再给你盛。”

近平吃完这一碗,我又给他盛了一碗。吃完以后,我问他:“吃饱了没有?”

近平说:“吃饱了!”

 

采访者:

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?

聂瑞兰:

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,我说什么也不要,他拗不过我,就走了。等他走了以后,我去收拾桌子。拿起碗后,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。那时候,这些粮票和三毛钱,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,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(派饭: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,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)了,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。

我说:“近平,咱做派饭挣工分,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!”

近平说:“这我知道。我有,嫂子你就拿上嘛。”

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,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。近平吃得可香了。

 

“可把近平急坏了”

 

 

采访者:

您好,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?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?

赵福有:

1973年,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。开春的时候,天还很冷,黄土冻得很结实,还要用炮炸开冻土。谁料,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。放炮的时候,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,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,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,大家说:“哎呀,可能是骨折了!”

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,先放到窑洞的炕上,让他休息。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,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。出去联系的人,先到镇上,再到县里,需要很长时间。这段时间,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。我们说:“近平,你回去休息一下吧。”近平摆摆手说:“不用。”

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,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。近平是又着急,又心疼。

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,走了很长时间,足足有几百趟。那次,近平可真是急坏了。

 

采访者:

后来怎么样了?

赵福有:

好在,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,腿完全治好了,也没落下什么毛病。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:“近平这娃心眼好呢。”当时,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,是村里的领导,但社员受了伤,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。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,咱不能忘。

 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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